(资料图)

一代有一代之文艺，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批评。文艺活动作为时代镜像，映照着时代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状况。而文艺批评作为文艺创作与接受、文艺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环节，对于把脉时代文艺走向、引领时代文艺风尚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可否认，我们正身处一个媒介化生存的时代，由媒介、网络与人工智能等构成的技术语境，使文艺批评正经历着一次深刻的“技术”转向。文艺批评如何应对“技术”的挑战，如何适应新的操作平台，如何调整批评的策略与机制，以探索更具解释力与有效性的文艺批评方式，以及如何避免过度追逐“技术”而丧失批评的自我意识等，都是媒介时代文艺批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问题。由王德胜和杨光主编的《媒介、技术与技艺：当代文艺批评理论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正是对这些重要问题的深入探索和积极回应。

媒介时代催生了新的文艺形态。对于媒介时代，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称谓，数字时代、新媒体时代、融媒体时代、全媒体时代、数字媒体时代、“微”时代等，不一而足。但总体上都指向一个，由计算机、移动互联网、移动终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催生的媒介化生存的社会文化状况。以微信、微博、抖音等为代表的各种应用程序，在带给人们以全新生活体验的同时，也制造出了新的文艺形态：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电影、手机游戏、数码文艺、数字艺术、人工智能艺术、后人类艺术等。这些新的文艺形态，不仅扩大了文艺批评的对象，为新媒介文艺批评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传统文艺观念，丰富与重塑文艺的时代内涵。我们如何认识与把握这些新的文艺形态，如何构建新的研究范式，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在《文选》中，单小曦旗帜鲜明倡导的“媒介说”文艺观，杨向荣对媒介文化时代文体问题的考察，以及楚小庆从技术进步视角对新艺术形式及其创作形态表现的影响等问题的探索，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变化作出了深入分析，为我们理解当下新的文艺形态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总之，在媒介时代，文艺活动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生存和发展景观，也对文艺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技术”转向导致文艺批评机制的新变。《文选》中对文艺批评转型的不同描述与理论概括，以及批评实践的多样性表明：媒介时代文艺批评的这一“技术”转向，不只是增加了一个“技术”或“媒介”要素的问题，而是文艺批评活动的全部环节都需要在技术与媒介的作用下重新思考。首先，批评主体的多元化。传统文艺批评的批评主体主要来源于文艺创作者、高校内的研究者以及职业批评家等专业人士，而媒介时代，文艺批评的批评主体却不受行业身份的限制，数字媒体提供的赛博格空间，使其中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文艺批评活动中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和艺术体验。杨光从主体变迁角度，对“微众”这一新主体范畴及其呈现出的“栅栏化”数字主体特征的分析;李雷从粉丝这一批评主体出发，对粉丝批评的形态与批评策略的分析;韩模永根据批评主体的不同，将网络文艺批评的存在形态分为以网民为主体的游戏式批评、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批评、以媒体为主体的价值论批评和以学院派为主体的艺术性批评……都是对批评主体多元化现象的深度探索。其次，批评形态的多样化。在现代学术体制与文艺批评传统中，文艺批评多以论著体的形式发表在专业杂志或报纸上。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其生产过程主要是由专业人士和报刊编辑主导的。但是，随着媒介时代的到来，由于批评主体的扩大化与多样化，批评形态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一方面，传统专业批评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网络上的自发批评如点赞、弹幕、表情包、微评等，也成为文艺批评的新形态。当这些批评以部落化的形式集结于豆瓣、知乎、贴吧等网络社区时，便成为一股影响文艺活动的重要力量。黎杨全考察弹幕文化与社交时代的文艺变革，胡疆锋从“事件哲学”出发分析网络文艺断裂性、生成性及其对评论家提出的要求等，都可以视为这方面的回应。最后，批评场域的新变。如果说传统文艺批评是在比较封闭的“线下”运行，那么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则转至较为开放的“线上”。新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文艺批评单向度的传播模式，交互性、开放性、多元性与对抗性成为新的批评场域的主要特征。

《文选》中无论是对媒介时代的文艺观念、批评形态的讨论，还是对批评机制的分析，最终都指向了文艺批评的“时代之变”，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向性。一方面，在具体文艺批评实践上，《文选》中涉及对电子游戏、播客、人工智能写诗、人机之恋等充满现实感与科技感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这种现实指向性还体现在鲜明的批判与反思意识之中。首先，对文艺批评“在场性”缺失的反思。王德胜认为，长期以来由于美学批评“在场性”空间意识的缺失，造成了“建立在艺术场域内的特定空间意识效度，无法为美学批评不断复制出艺术经验之外的东西”。而随着“微时代”空间存在形态、方式以及人的空间感受的迅速改变，美学批评的空间意识建构面临着如何能够“不是把空间当作独立的数量，而是当作与感知着的身体有关联的意向性对象”的问题。这使文艺的美学批评在与当下生活的联结中，重新确立美学批评的空间经验，重构以开放性和交互性为主要特征的“在场”批评的可能。其次，对媒介时代新的文艺批评形态的批判与反思。很多学者在赞扬新的批评形态的开放性、多元性、互动性、在场性的同时，也为其表现出来的印象化、碎片化、娱乐化、粗俗化等特征充满担忧。如何实现不同批评主体间的沟通与互动，实现不同批评方式的对话与良性竞争，进而构筑一个良好的文艺批评生态，也是《文选》针对当下文艺批评实况而作出的积极回应。

总之，《文选》或以宏观理论的方式，或以具体批评的方式，对媒介时代的文艺活动与文艺批评进行了深入的学理解析，从不同侧面回答了媒介时代“何谓文艺批评”以及“文艺批评何为”等重要问题。而正是在对这些重要问题的有效回应与深刻阐释中，媒介时代的“技术”向度与文艺批评的人文向度获得了某种平衡，同时也获得了切近时代和介入现实的力量。而这一点，也许正是我们当前文艺批评所最为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