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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爱妾朝云说他：“一肚子不合时宜”。他所出生的地方四川眉山，就是个善于辩论，不好治理的地方。好治理不是褒义词，不好治理也不是贬义词。眉山人不屈不饶，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你派来个官也要德能勤都够格，不然就不服管。

政治清明必须有互动，把一个地方的治理只寄托在出清官上，那和抽签差不多。奴颜婢膝的奴才好像是个个人问题，其实是大的社会问题。奴才是以势力为导向的，不是以真理为导向的。所以，很多既得利益者就是用奴才打击正义之士。

政治家需要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审时度势，像大夫一样辨证论治。不是最好的药才能治病，是最适合的药才能治病。文人艺术家更多的要有个性要有激情，语不惊人死不休。政治家写几首好诗很正常，文学家办过几件得民心的政绩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苏轼反新法，也抵触全面废除新法，既得罪了王安石，也与司马光作对，还看不上程颐兄弟。语言犀利，鞭笞嘲讽自不用说，都是顶尖的。所以，程颐说苏轼有纵横家捭阖的习气，朱熹也说苏轼好放肆。可见苏轼的才华更多的是向文学大家的方向发展了，我们乐观其成，可是苦了走仕途的天才。

从大的治国方略上讲，王安石和司马光各代表了一种思想，一个是要变革就会动中产阶级及以上人群的奶酪。一种是维持稳定顺其自然，不搞的腥风血雨，变革不成自乱阵脚。而苏轼并没有新的东西，只是才华横溢有发言权，其实是修修补补无济于事。

过去没有写作这个职业，让很多才子走上自己不擅长的职业生涯，搞得身败名裂不得善终。宋徽宗、南唐后主、方孝孺等等。文人误国，国也误了文人。不过没有这些过程，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诗词歌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