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梁启超作为清末“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之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无须赘言。2023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发布系列稿件，深化读者对这位先贤的了解与认知。
【资料图】
夏晓虹教授在《寂寞身后事——时人眼中的梁启超》一文中提到：“王国维从始至终只是一个书生，且为人落落寡合，梁启超则亲朋密友众多，其人在政界、学界又均享盛名，而梁之身后寂寞，当日似只有天津《益世报》于3月4日出版过春季特刊‘梁任公先生纪念号’（因系随报附送，已难寻觅），反不及王氏尚有多种纪念专刊行世，的确显得不可思议。好像生死荣哀，人世的情谊是这样靠不住。”此处，夏晓虹教授提到的“梁任公先生纪念号”系《益世报》当年春季增刊之一，如今“已难寻觅”。这里将“纪念号”内容简要介绍，以供研究者参考。
“纪念号”印行于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四日，距梁启超逝世（1929年1月19日）一月有余，是当年声名、地位仅次于《大公报》的《益世报》出的一份春季增刊。刊头“梁任公先生纪念号”八字为胡适所题，并钤“胡适”方印。“纪念号”中有《吾人所以纪念梁任公先生者何》《梁任公先生自传》《梁任公先生遗事》，以及梁任公先生遗像、梁任公先生手迹等内容，附载中有“挽联中对梁任公先生之评语”、“梁任公先生与王国维先生合影”（附跋）、《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等。整个增刊，内容丰富，文图并茂，合计四页。
梁任公先生纪念号《吾人所以纪念梁任公先生者何》《吾人所以纪念梁任公先生者何》一文由徐景贤撰写。徐景贤（1907-1946），江西铅山人，早年就读私立民国大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7月，徐景贤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其时，梁启超已辞国学院事。同年10月，徐景贤受邀主办天津《益世报·副刊》。因此，“纪念号”极有可能由徐景贤主持编纂。同“纪念号”一样，《吾人所以纪念梁任公先生者何》已难寻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赵中亚选编的《徐景贤文存》一书也未收入此文，书中“本书未收徐景贤著述目录”也未提及，不妨录下，以志阙失（为便于阅读，文中个别字词、标点等作了相对规范，不便识别的字以□标明。后文均同。引者注）：
新会梁任公先生逝世矣！国人悼之不已！此又何待言耶？吾人所以纪念梁任公先生者，何？
或有以政见诋梁先生者，此说由来，不为不久。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初编内，上马相伯先生书中，有云：“比闻梁启超、蒋智由辈，将以宪侜张天下，戴先生为祭酒。舍天爵而植朋党，先生不其然！然立宪党人，志不过升斗，藉成功以取宠，此嫛婗子之所周知!”其详非吾人所得闻。然而世人有以研究系魁诋梁先生，□皆□是。
或有以护国誉梁先生者，所说虽是，亦不彻底。吴稚晖所撰《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一文中云：“梁先生自来就一个‘陆仲安’，非黄芪党参不用。……所以我又相信医中国，的确是梁启超最好。假如当年没有那拉氏，竟让载湉专任了梁启超，那载湉就是睦仁，梁启超就是大久保利通。日本帝国、大清帝国，虽毕竟终是世界革命的目的物；然而不平等条约，也用不到今日才来运动废除。我们大国民的头衔……”究其推测之词，事实有可能乎？
其实，梁先生初以“中国的新民”自矢甘蒙所谓“新学小生”之诟病，终至于为新青年所不喜，宜自承曰：“我知道青年们听了我这些话一定戟手唾骂道：‘你这人真顽固。’是，是，但我顽固的话还有呢!”（语见十四年发表《国产之保护及奖励》一文中。）由是青年反对梁先生之呼声，叠有所闻。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梁先生复余书中有云：“日来屡接恫喝信函，谓‘我如再在京作公开讲演，定当武力对待’等语。”（载北平民大《国学》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中）故知新中国之青年怨梁先生也深！虽然，识梁先生，吾人能认识中国文化之伟大，及固有学术之渊源者，殆亦鲜矣!是则吾人所以不论列梁先生在政治上之活动，专对于其在学术方面之贡献而追思之。本增刊之所由编纂也，以此!
犹忆上述梁先生所手书一札寄余，谓：“他日有机缘，更愿与上下议论也。”惜乎，天不假梁先生以数年。不然，学术上之贡献益见伟大！余亦自惜求获一机缘，相与上下议论。编此纪念刊之时，哀悼后有余思焉。作一并言如右。
从中可知，徐景贤虽然未能亲蒙教泽，但他对梁氏充满崇敬之情。对于徐景贤编纂“纪念号”，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学子的姚名达给予盛赞：“梁先生已经悄悄的（地）死了，他的言论将从一般人脑中渐渐地遗忘了。还有谁知道三四十年前有这样一位为大众谋幸福的先知先觉？还有谁感激这位为妇女谋解放的先知先觉？岂但一般人？就是他那些门生故吏，从前靠他吃饭，一呼百诺，到现在也都掉头不顾，‘淡淡然忘之’，‘望望然去之’了。不说别的，我们只要问：除了徐景贤先生在天津《益世报》替他出了一个纪念号以外，还有谁？”
除了主编“纪念号”，徐景贤还曾在《益世报》刊载过梁启超的《七略别录与七略》，以及发表过清华学子朱广福的《哭任公师》等，都可算是对梁启超的纪念。
梁启超遗像、自传与遗事
“纪念号”的正中间是梁启超的遗像。根据相貌，大致是梁启超晚年时候所拍。梁启超年轻时，英俊潇洒，一表人才。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回忆：“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梁启超去世时，得年五十六，未及花甲。“纪念号”所选梁启超肖像，丝毫不见其老态。相反，目光灼灼，相貌堂堂，尽显温和儒雅之气。
梁启超遗像《梁任公先生自传》是“纪念号”的“重头戏”。自传节录梁启超晚年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一百三十七页至一百五十页，从“新会梁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始，至“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终，前后近四千言。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得以问世，与胡适不无关联。在《自序》中，梁启超交代著书缘起，明确写道：“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同样，梁启超写作“自传”，也与胡适建议有关。1922年4月2日，胡适日记记载：“我曾劝梁任公、蔡孑民、范静生三先生做自传，不知他们真肯做吗？”胡适应见过梁启超的“自传”，但这个“自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有分量的自传，以至于胡适日后感慨：“他（梁启超）自信他的体力、精力都很强。所以他不肯开始写他的自传。谁也想不到那样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六）岁。虽然他的信札和诗文留下了绝多的传记材料，但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写他那五十五（六）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对于梁启超自传的缺失，胡适不无遗憾：“中国近世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就此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相对于《梁任公先生自传》，“纪念号”中的《梁任公先生遗事》篇幅稍短，但同样占去较大版面。《梁任公先生遗事》的作者是谢国桢，清华国学研究院学子，亦是梁启超弟子。与一般弟子不同的是，谢国桢曾馆于天津“饮冰室”，担任梁家的“家庭教师”，教梁启超子女梁思达、梁思懿等人。
关于《梁任公先生遗事》的成文，谢国桢在其《我的治学经历》中回忆：
还记得这年夏天，一次吃过晚饭之后，在院中乘凉，在楼前的林荫当中，呈现了一钩小月，清风徐来，先生兴致怡然。在座的有同学吴其昌、梁廷灿诸君，我率然而问他戊戌政变的经过，梁先生非常高兴，他从容地为我们讲他少年时在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先生读书，由戊戌政变一直讲到蔡锷在云南起义，一口气讲完，望眼东方已现出鱼肚白了。我稍睡片刻，醒来后就写了一篇《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登在《益世报》上。
谢国桢跟随梁启超左右，耳濡目染，其关于梁启超言论和行动的相关记录，虽是一鳞半爪，也是珍贵史料。因夏晓虹教授编的《追忆忆梁启超》（增订本）中收有此文，故文中内容不再赘述。
梁启超手迹
“纪念号”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梁启超的几幅书法作品。梁启超一生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读书、著述与各类社会活动上，但他自称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并身体力行。其中，书法是梁启超的一个重要兴趣。梁启超身后留下了大量的手迹，有数百幅碑刻题跋、书跋、画跋和难以胜计的书信，还有用各种字体创作出的不同形式的大幅作品。这些手迹“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
手迹中有一幅篆书作品，内容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内容取自秦始皇诏与秦二世诏的诏文。据研究者称，为统一度量衡，秦始皇、秦二世都下过诏书，诏书或在权、量（权即砝码，量即升、斗）上凿刻，或直接浇铸于权、量之上，更多的则是制成一片薄薄的“诏版”，颁发各地使用。而“秦二世诏”诏文还有“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等，不知何故梁启超未曾临全。
手迹中另有一幅隶书作品，取自《孔谦碑》，内容为：“幼体兰石自然之姿，长膺清妙孝友之行，祖述家业，修《春秋经》，升堂讲诵，深究圣指，弱冠而仕，历郡诸曹。”作品下方有文字说明——梁任公先生所临篆隶书跋，曰：“上先生临篆隶书各一幅。先生书法以□□胜，晚尤遒劲卓绝，汉碑墓志无不书，晚工章草。饮冰室藏所临诸。”梁启超书法以行楷为胜还是以为篆隶为胜，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他的书法艺术独具一格、独步一时，大致是无多少争议的。
梁启超手迹《孔谦碑》“纪念号”中又一梁启超手迹是梁启超的《自励》二首之一：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这是梁启超为《实学》月刊所题。梁启超的弟子吴其昌附有说明：
丙寅之春，其昌，息（县）刘盼遂，桐城汪吟龙，蕲水闻惕，双林（阳）高亨，广安杜钢百，诸君子一实行《实学》月刊，原冀实事求是，出其所学，以求正于海内通人。□□□贤，□□□海。先师尤顾而乐之，诱教甚殷，于协和疗院扶病书此诗赐。其谬望于其昌辈者，□深比矣。而熟知其昌辈之非其人也。今先师□已陟降在青，诸子亦复海水群飞，独其昌偃仰跅驰，燕市瓠落。展手泽而如临，过故居而痛腹，有余悲已。越二年月，弟子海宁吴其昌。
《实学》月刊由吴其昌、刘盼遂等清华国学研究院学子创办，以“发皇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前后出版六期。梁启超与吴其昌的师生之谊，在夏晓虹教授的《阅读梁启超：文章与性情》一书中有详细介绍，毋待赘言。
与《自励》一诗交相辉映的是“纪念号”中另一幅手迹，内容为：
此帖旧题宋游相藏本，汪伯唐同年为余购取于徐侍郎树铭家伯唐诧为枣木祖本，实则明刻中之佳者耳。上海书坊取以景印，余颇悔之，不欲其更广布。此印本阁束有年，刚主喜之，姑以奉贻。刚主馆余家一年，授儿曹学，儿曹敬而爱之，一如刚主之敬爱我。此区区虎贵中郎者亦饮冰室中乐学斋一纪念已。戊辰先立秋三日启超记。
前文提到，梁启超弟子谢国桢曾馆于梁氏家中，师生情谊，如同父子。临行，梁启超将自己所藏《宋拓游相本淳化阁帖》珂罗版本赠予谢国桢，并为之题记。有意思的是，此帖后经著名碑帖学家张伯英（1871-1949）鉴定确为枣木初拓，并题云：“惜任公往矣，不得为此帖一白其冤也。”
挽联、合影、稿本
梁启超去世后，北京、上海等地都有举行追悼会哀悼，各界所致送的挽联不计其数。“纪念号”中选登了钱玄同、蒋梦麟、胡适、王士珍、阎锡山等五人所送挽联。
钱玄同挽联云：
革命思想的先觉，
整理国学之大师。
这副挽联比较一般，虽然指出了梁启超的主要贡献，但算不上佳作。不过，对于梁启超这位维新变法时代的前辈，钱玄同是十分尊敬的。1923年3月4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
又买了一部洋装的《饮冰室丛著》，共四本。社会上骂梁任公的人很多，我是不骂他的，我而且认他为在过去、在现在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上都是极有功的人，他和适之两人的造福于中国青年人，真可谓后先辉映，我极希望两贤不要相厄才好。
钱玄同以“造福于中国青年人”的标准，“将近于明日黄花的梁启超与当下如日中天的胡适相提并论，希望‘后先辉映’而非‘两贤相厄’，字里行间，显示出钱玄同的真诚与善意”。联语中，钱玄同一以贯之地表达了他对梁启超思想革命与国学弘扬两大贡献的称赞，这与五四新青年群体大多对梁氏持讳莫如深的态度显然有别。
蒋梦麟挽联云：
海内遡文豪，又弱一个；
岭南论哲学，自有千秋。
蒋梦麟与梁启超有一定交往，但此联给人的感觉是“毫无感情”，以至于丁丑先生猜测系蒋梦麟的秘书代笔，“而这个秘书又不擅长此道”，故“只是空捧一场算数”。按丁丑先生之意，“凡挽死人，联中要有生平及挽者哀悼之意，始能算是好作品”。蒋梦麟这副挽联，貌似与梁启超相关，实则言不及义，确实“不足观也”。
胡适的挽联置于梁启超遗像下方，四句十六字：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胡适之所以作如此评价，自有其道理。1929年2月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
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
胡适表示，如果梁启超晚年“无此退境”，其挽联则为“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虽然胡适对梁启超有微词，但在胡适心目中，梁启超终归是“影响近二十年的全国青年思想的人”。胡适自己在学术思想与文化变革主张等方面，就曾深受梁启超影响。
“纪念号”中还有王士珍和阎锡山的挽联，分别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公真天下健者；生有自来，死有所归，我为斯世惜之。”与“著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澄清揽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两联均不算特别出色，王联尤劣。不过，王士珍和阎锡山在当时都是北方军界要人。王士珍虽不懂韵文，但他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一个元老，资格还在段祺瑞之上。而阎锡山时为国民政府委员、内政部长，在社会上算是名声显赫的人物。
“纪念号”的“附载”中还有一张照片，是梁启超与王国维等人的合影。吴其昌对合影作了说明：
上清华大学研究院丙寅诸师长之合影也。中坐，正身岸然，令人肃敬者，先师新会梁先生任公；中坐，渊雅淑穆，俨若沉思者，先师海宁王先生观堂；依梁师而左，斜凭微笑，莞尔生爱者，武进赵先生宣重；侧据右席，□乎似有以自乐其乐者，沔阳李先生济之；雁立于后者，自左始，梁君存吾，赵君斐云，章君昭煌。时义宁陈先生寅恪，于德京尚未启□。桂林梁先生漱溟，闽侯林先生宰平，邓县马先生叔平，皆尚来入院。故此时其昌辈朝夕亲炙而依翼者，惟此数师而已。梁先生家北院一号，王先生家西园十有八号。高柳青槐，遥枝相望，残阳寂下，新月如眉，华灯初张，落花成雨，则其昌辈作业既辍，结袂休步时矣。信趾所及，质请随好，吉金祥契，取足于王，珍椠秘帙，梁无尽藏。方谓天下至乐，终古相保，不更有顾于外矣。无何而观师沉渊，弟子亦烟云四散。向之所乐，茫茫如已易世。宵风撩□，一寤寐及耳。友人之留滞不去者，因与其昌依梁师尤□。今梁师又忽成古人，则前所谓“茫茫如易世”者，又易世矣。重寤是影，缅温昔梦，虽欲不自悲陨涕，不可得也。
梁启超与王国维等人合影此外，“附载”中还有关于《稼轩先生年谱》底稿本的一张照片，谢国桢附有说明：排版己就，桢又于梁先生令侄廷灿君斋中，假得先生最近著述《辛稼轩先生年谱》底稿本。据稿中所云：“十七年九月十日始属稿。”距先生之卒，不及四阅月。自此先生即病，病中仍惓惓以此稿未全为憾，于此瞻先生自强不息之志，为常人所不可及者。
《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
1929年2月17日，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在老墙根广惠寺公祭梁启超。“纪念号”以《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为题对当日情状作了简要介绍。
（一）会场布置
事前由广东旅平同乡在广惠寺大门高扎蓝花白地素牌楼一座，并用蓝花扎成“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等字样。门内为奏乐处，高悬阎锡山一联（参看前文）。祭台前用素花扎成牌楼，继以“天丧斯文”四字，悬熊希龄一联如下：
十余年患难深交，有同骨肉，舍时去何先，若书未完难瞑目；
数小时行程迟误，莫接声容，悲余来已晚，抚棺一痛更伤心。
熊希龄早年即与梁启超交往，自与常人不同，故其挽词哀切，令人动容。据丁丑先生说，梁启超于1897年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其时熊希龄以未散馆的庶吉士乡居，与唐才常、谭嗣同、陈三立等倡新政，与梁启超交情极深。从1897年至1929年，彼此往来有三十多年。因此，上联中“十余年”疑似“卅余年”。丁丑先生所说颇有道理。在熊希龄《祭梁任公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呜呼我公，天道无凭！文化损失，无价之珍；宁独私交，为之涕零。追维往谊，骨肉等亲；三十余载，患难交深。”据此，挽联中“十”为“卅”似乎更为恰贴。此外，联中“深交”亦可改为“交深”。
又有冯玉祥联：
矢志移山亦艰苦，大才如海更纵横。
何其巩联：
接清光在四载以前，说法维摩，我闻如是；
稽政史溯卅年而上，危言同甫，士论云何。
冯玉祥、何其巩等都是当时社会显要。冯玉祥可能不懂韵文，故挽联一般，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巩时为北平特别市市长，是个“会做旧诗词的人”，故“这一联出于自作，绝无问题”。
孙宝琦挽诗：
一生悔作文章伯，九死甘为党籍人。
绝代芬菲恸兰芷，旧时踪迹盛松筠。
饮冰尽足酬朝夕，磨盾当令泣鬼神。
密疏表忠吾不用，河山残泪痛金轮。
澥上当年杜寄笺，髯毛何惜见桑田。
兼旬枕簟知何疾，一恸膏兰苦自煎。
感旧倍伤子季逝，埋忧更为阿师怜。
真教戊戌风流尽，老眼苍凉哭逝川。
又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学会正干事侯锷《哭任公师》二首：
忽见沧江晚，冥冥何所之。
京尘吹日落，园树助群悲。
忧国死未已，新民志可期。
平生心力在，回首泪丝垂。
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
此生终报国，何意计勋名。
正气永不死，宏篇老更成。
西山能入座，已是百年情。
（二）遗族追悼
广惠寺内各佛堂，均为祭联、哀章所布满，约有三千余件。据闻梁氏讣闻，仅择其素昔有关系者而送之。冯玉祥、丁春膏、商震、芳泽谦吉、籍忠寅、曹镶衡、刘淑湘、丁文江等均送祭幛。男女公子思成、思礼、思懿、思达、思宁与林徽音（因）女士等均麻衣草履，俯伏灵帏内，稽颡叩谢，泣不可仰。全场均为喑呜之声笼罩，咸为所黯然。
（三）致祭人士
是日到者甚众，除尚志学会、时务学会、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司法储才馆、广东旅平同乡会等团体外，有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张贻惠、林砺儒、瞿世英、杨树达、熊佛西、余上沅、蓝志先、任鸿隽、陈衡哲女士、沈性仁女士、江瀚、王文豹、钱稻孙、袁同礼等，门人中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约五百余人。
（四）清华祭文
维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学会全体学生，谨以清醴芳糈致祭于吾师。实我夫子大人新会梁先生之灵曰：“呜呼！鲜□靡明，不□昊天。自我之来，于今三年。离乡背井，绛河迁延。谓吾何欲，求淑诸贤，……尚飨。”
（五）其他消息
1.梁氏生平著述，其已刊行不计外，未付印者，计有三十八种之多。比年任清华讲座著述与讲演散在清华学生手内者亦在不少。梁氏晚近最赞美唐（宋）代词人辛弃疾作品，谓其哀感顽艳，可挽颓风。去年着手编著《辛稼轩年谱》，距辛没（殁）岁，只少四年，即可告竣（据邓广铭先生说，年谱只是写到1200年，后面还有八年）。于十月二十八日左右，因手颤搁笔，此为梁氏最后著作之绝笔。梁之友人，已公推林宰平、黄秋岳、丁文江为之整理，印成专著，公之于世。
2.梁之遗欟，经亲族戚友决定，于五月中旬，下葬西山卧佛寺东坡之梁夫人墓侧，公子思永、思忠，女公子思顺、思庄，与门婿坎（加）拿大领事某君，均将于期间贲临凭棺致奠。
3.至于纪念专刊，除本刊为第一次外，闻清华大学研究院拟印一百万言之纪念册，上海《新月》月刊亦拟编行一特号，闻其他报纸杂志亦将仿办云。
小结
从《益世报》之“梁任公先生纪念号”可知，清华大学研究院、上海《新月》月刊等报纸杂志也在作相关谋划。只是，真正落实者可能寥寥无几。如，梁启超去世后，徐志摩就与胡适等人商议在《新月》月刊上出版一期专刊，但不知何故，《新月》月刊的纪念专号并未见世。前文中，清华学子姚名达因只有《益世报》有纪念专刊而愤愤不平，也在情理之中。谢国桢亦曾感慨：“师友之道之不讲也久矣！友于手足之情，有翻脸若不相识，背师之业如路人者，即清华同学之中，亦有其人也。”南京高师授业学生张其昀同样表示：“自梁先生之殁，舆论界似甚为冷淡。”吴宓也有类似迷惑：“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如此种种，给人的感觉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其实，梁启超的身后事，“寂寞”与否，因人而论。从《益世报》的“纪念号”看，对于梁启超的辞世，社会反响并不算小，甚至可以说是“热闹”。1930年前后的中国，政党林立，流派纷争，梁启超又是新旧交替时期的人物，个人言行复杂，誉之者众，毁之者多，都不足为怪。之后数年，内忧外患，破家危国。生者尚且苟延残喘、朝不虑夕，要好好纪念一位逝者又谈何容易？事实上，就算是在国步艰难、民生凋敝时期，梁启超的众多师友、弟子等，也并没有忘记他，而是以不同方式怀念他、纪念他。如，林志钧之主编《饮冰室合集》，丁文江之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都是殚精竭虑，尽其所能。
时下，梁启超本人的著述及关于梁启超的著述，已是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益世报》之“梁任公先生纪念号”作为纪念梁启超的“第一”专刊，已经时隔久远，难以寻觅。其中不少资料，已很难得或不可得。在梁启超诞辰150周年之际，重温故人旧事，当是对这位思想巨人、文化巨子的纪念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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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洪献.探秘“秦诏版”[J].中国计量，2016（09）：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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