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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下简称《中国乒乓》)的上映可谓经历了一波三折，从春节档未能准时上映，到临时更换档期至二月，影片的上映过程与电影的故事情节倒是形成了呼应。但外界的驳杂琐事反而更加映衬了片子本身的踏实沉着，在这部电影中，邓超从他以往爱情喜剧的框架中跳脱出来，回归到一种踏实的拍摄电影的状态。从成片来看，可圈可点处不少，尤其在对运动和人的结合方面，以及在集体主义与个体表达的结合方面，表达的松弛且成熟。

作为冠之以“国球”之称的运动，在观众眼中，往往会联系到“冠军”“常胜”等关键词，但影片《中国乒乓》并非强调的是这些语词及其带来的情感状态，而是有意把故事着眼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男乒的低谷时期。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三位男乒单打选手均无缘四强，1989年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被瑞典五局横扫，1991年世乒赛，中国男队更是跌落至第七位。正是在如此深陷低谷的背景下，远在意大利担任教练的戴敏佳(原型为蔡振华)接受祖国的召唤，回国担任男乒队主教练，并扬言两年带领中国队取得世界冠军，但此间又经历了一次更深的低谷——1993年第四十二届世乒赛的失利，最终在1995年天津世乒赛中实现绝地反击，夺得团体赛冠军。选取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似乎能够带来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真实历史的照搬意味着《中国乒乓》的制作必然面临着绝大多数体育片都要遭遇的两个共同问题，首先是在已知结果的框架中，如何通过剧情设计让观众保留看下去的欲望;其次是如何将对真实事件的“记录”与跌宕起伏的“叙事”做较好的结合。对此，《中国乒乓》在影片中以两种方式进行解答：其一是将剧情聚焦于运动本身，将历史弱化为背景，着重讲述比赛和运动;其二就是将运动与运动员相结合，将比赛和参与比赛的人相结合，接着放大“人”的情绪和心理，在对人的叙事中完成对比赛和运动本身的叙事。

《中国乒乓》着重讲述了三场比赛，也是这三场比赛撑起了整部电影，一场是戴敏佳初任主教练时发起的“千人选拔赛”，一场是1993年在瑞典哥德堡的第四十二届世乒赛，还有一场是1995年在中国天津的第四十三届世乒赛。本片就以这三场比赛作为叙事的节点，接着围绕参与这三场比赛的人构建出大大小小的高潮段落。比如许魏洲饰演的白民和，乒乓是他与世界较劲的方式，他右肩有伤，并且曾经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导致球队的比赛失利，内心的自责与身体的痛苦构成他隐而不发的悲痛。因此，电影围绕着他在赛场上的成功与失败就能够让观众代入情绪，通过运动员去理解运动。类似的塑造还有黄昭和龚枫，前者已经29岁，属于运动界的“老将”，而“老”就意味着在残酷的竞争中难有进步，因此他一直处于自我怀疑中;后者艰苦训练两年，却因赛前发现敌手已经将自己研究透了从而失去了比赛的机会，而他也一直在选择突破自我，隐忍下来寻找一个证明自我的机会。

最终，在身处低谷进行绝地反击的天津世乒赛中，叙事高潮与情绪高潮的重点恰恰是放在这三个人身上，因为此前对这三个人进行描摹的笔墨更多、更丰富，观众早已跳脱出真实的历史转而关注具体的人物。紧接着将具体人物与比赛和运动相结合，将人物的期待、渴求融入到比赛中，观众在对人物的投射和认同中陷入了故事，即便知道了最终的结果，但依旧可以随着影片的节奏变化而产生情绪上的变动。

《中国乒乓》表现的是“国球”的再度崛起过程，这是一种主旋律的张扬与表达，自然离不开“集体主义”的呈现，这部电影同样在很多方面进行刻画。例如民众对乒乓乃至体育新闻的关注，从餐馆食客、运动员家属到部队军人再到千万个普通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对比赛的关注，这和陈可辛在《夺冠》中的描写是如出一辙的，都是在表层上通过集体性的观看和期待将乒乓和排球冠以“中国”二字，在国家层面上完成集体主义的表达。而在更深层，则是身处其中的运动员和教练的行为，比如戴敏佳在立下军令状后所说的“只要乒乓整盘棋能活，哪个子死都不重要”，以及王盈哭诉丈夫戴敏佳为了球队的训练，甚至一年吃不上五次家里的饭。这些都是内在的个人的牺牲，在个人的牺牲下集体主义同样得以体现。

但影片更进一步的点在于，它在集体主义的叙事下，糅合了个体叙事，拍出了“牺牲”本身，肯定了个体的意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陈文”这个人身上，这个人是片中为数不多虚构的人物，他八岁进体校，十九岁进国家队，自言是全中国“弧球圈打得第二好的人”，但正是因为他打得好，反而常年被安排为队内“秘密武器”龚枫的陪练，所有的机会都轮不到他，比赛上场也与他无关，他的作用就是作为一块垫脚石而存在。因此，他一直憋着一口气，正是这口气让他成为一个实在的人，最终面对不公的对待他选择爆发，从而离开国家队。在天津世乒赛中，龚枫因为出其不意的对打方式大败对手时，此时开着烧烤店的陈文，抱着酒瓶痛哭，他对着妻子说“我也赢了”。正是有他作为垫脚石，所以才有龚枫的胜利，现实只让我们看到了风光的一面，但电影却挖掘出风光背后无数人的牺牲，集体的胜利也是无数个人的胜利，《中国乒乓》在集体表达与个体表达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

同时，《中国乒乓》还有比较优质的一点是，它敢于拍出失败并承认失败，这种失败有两重意义，一是构成了叙事节奏上的起伏，正是有失败，才有了绝地反击的可能;二是借由“伟大的失败”，方可勾连出伟大的胜利。倘若只关注胜利，意味着这部电影将“赢”放在了唯一正确的位置上，这种单一的歌颂会对电影产生极大的伤害，但在失败的叙事中，“赢”反而成了一种纯粹的追求。它借由个体的经历内化到他们的人生追求里，赢不止是乒乓的赢和国家的赢，也是个体的丰富与完满，“赢”对白民和来说意味着与自己与世界较劲的成功，对黄昭来说意味着对自我的重塑与承认。戴敏佳在最后告诉黄昭“去享受”，去享受这件事情本身，只有让自己沉浸其中、享受其中，才能真正完成绝地反击，方可借由人物的完满促成民族的、国家的伟大胜利。

《中国乒乓》在人物的塑造与体育片的拍摄层面上为主旋律电影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样本，在集体主义与个体表达的结合方面也做出了不错的尝试。总的来说，无论是艺术性还是商业性，无论是创新性还是在商业片一贯的程式结构上，《中国乒乓》都做到了兼顾，它可以算是一部成熟的体育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