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习成绩好的人,心理健康状况可能并不理想?为什么会有“高分低能”现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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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非智力因素比如品格、情商等,或许和社会与情感能力有关。

曾经,我们重点强调“认知”能力;今天,我们对于“情感”因素的认识刚刚开始——

什么是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九届年会上,经合组织(OECD)教育与技能司创新和测量发展部主任蒂亚·卢科拉介绍,OECD对于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研究,基于“大五人格”框架而展开,包括任务能力(责任感、毅力和自控力)、情绪调节(抗压力、乐观和情绪控制力)、协作能力(共情、合作和信任)、开放能力(包容度、好奇心和创造力)以及交往能力(乐群、果敢和活力)。

当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知识学习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是影响人的幸福和成功的关键。在教育中提升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实现对学生社会性的构建,形成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智和积极情感,有利于学生的教育福祉和心理健康。

如何促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家校共育、渗透融合,使社会与情感能力得到培育与提升?值得人们思考。

1月2日,在河北省邯郸市邯郸书城,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阅读图书。郝群英摄/光明图片

转向:从认知能力转向情感能力的拓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年行动纲要清晰地阐述,既需要关注认知能力的培养,也需要关注社会情绪能力。因为社会情绪能力能保证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悦纳自己,跟他人和谐相处,跟世界和解,不断获得幸福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介绍,“2021年9月7日,OECD向全球公布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揭晓社会情绪能力研究项目首轮测评结果。从世界范围看,我们都要充分认识到,对儿童青少年的培养要从认知能力的关注转向社会情绪能力的关注。”

“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凸显,意味着教育领域一场具有颠覆性的变革正在到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谈到,以往,我们并未将学生的幸福感作为教育改善的目标。今天需要发展人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增进学生幸福感,超越培养“考试机器”的价值。

杨东平表示,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智能机器人,也来自心智健全的人。我们需要关注后普及时代后疫情环境下全面教育的诉求,教育现代化要超越对考试、分数、排名的无止境追求,回到学习的本意:启迪思维、激发智慧、增长教育福祉。

江西上饶弋阳县中小学开设非遗社团课,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活”起来。徐晓阳摄/光明图片

困境:教育的情感转向须明确“转什么”“怎么转”

社会与情感能力和学生的学业成功、生活福祉密切相关。好的师生关系也与更高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密不可分。蒂亚·卢科拉分享了一项调查结果:社会经济条件越好的学生自我评价越高,有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学生在其他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上也更强。

“毫无疑问,既然教育是影响人的身心、智力各方面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当然也包括人的情感活动、人的情感价值。”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王旭明表示,教育的情感性是个不争的话题,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面临太多的困境。

比如,如何评价和衡量一所学校的情感管理?相比用大楼、操场、校园面积衡量一所学校,要难得多。遗憾的是,不少教育管理者望难却步。

比如,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学校,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如果人工智能对我们长期以来难以撼动的灌输式、死记硬背的培养方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改变作用,毫无疑问是进步的。但必须思考另一个问题:在诸多技术助力下的学习模式,尤其是课程化、程式化的传播模式,偏重知识传输的单向性和内容的标准化,是在促进“教育的人情味”,丰富人情味,还是在削弱“人情味”?

“教育的情感转向是个好的命题,必须明确转什么向和怎么转向。强调教育的情感转向,应该是在技术突破的前提下,在转向中坚守,在坚守中转向。”王旭明认为,教育情感转向的前提,一定是技术条件的成熟,能够从技术上为教育情感性带来保障,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技术支撑。王旭明特别强调,教育信息化不等于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比教育信息化丰富得多。

“情感转向不能脱离生活的情感,教育不能去训练孩子的虚情假意,因为真正的情感教育只有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才是可能的。”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院院长项贤明说。

在江西省庐山市图书馆的爱心图书车上,小朋友们挑选自己喜爱的读物。韩俊烜摄/光明图片

提升:家校共同提供参与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也是培养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主要场所之一。学校如何开展社会与情感教育,怎样为孩子创建一个安全、快乐、包容并具有参与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上课之前,小学生有5分钟的静观、静坐,让小学生认识自己的情绪。”

“一所学校在校园的周围画了一个直径1.5公里的圆圈,这个范围内都是学生的服务对象。”

香港大学原副校长程介明介绍了疫情之下香港出现的情意学习情境。这有怎样的启示?程介明认为,学习超越了学校范围,进入了实际的生活,有很多社会参与。在这一过程中,经历很重要,要不断尝试,不怕失败,允许失败。重在过程,成果不是马上能测评出来的。思想教育也是情意学习的范畴,怎样更好地开展?这需要我们去解决。

在近几年的PISA测试中,有一些数据被我们忽略。杨东平认为,比如中国学生的学校归属感,现在排名位于最末的几名当中。学校归属感,是对学生生存状态的整体性评价,属于教育满意度的指标。如果学生热爱学校,热爱老师,热爱学习,必然会反映到学生的学业成就上,他的学校归属感和学业成就,应该是正相关的。

如何培养孩子积极地认识自我,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如何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这不单是学校该关注的,家庭也是重要的一环。

“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一生都在进行社会情绪能力的学习。人的一生发展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社会情绪能力,其中家庭和学校共育,不断发生交互,对人的情绪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边玉芳认为。

什么样的家庭沟通有助于社会情绪学习?边玉芳表示,一般来说,我们希望是这样的情境:要觉知孩子的情绪,理解情绪;允许孩子表达情绪,表达自己的观点。

边玉芳谈到,在儿童社会情绪的影响因素中,有三个关键词:教养、互动和环境。父母教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什么是父母教养?是指父母教育孩子过程中,表现出的相对稳定和一致的教养观念、态度和行为。比如教育孩子的社会化目标,是父母养育孩子过程中,希望孩子形成的优良品质。游戏对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习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角色扮演就很有价值,也就是俗称的过家家。在现实的真实情境中,去学习情绪和人际交往的能力同样重要。在很多情境中,父母的榜样示范对孩子社会情绪能力的习得都很重要。

在疫情之后,儿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仅是儿童青少年,我们也会发现生活在发生变化。在中国的家庭教育理念下,我们以往比较关注认知能力的发展,不太重视非认知能力的发展,而后者对当代儿童青少年非常重要。”边玉芳认为。(光明日报记者靳晓燕)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7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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